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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祭酒史景遷,以及那些漢學家們

傅北宸2021-12-31 16:23

傅北宸/文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喬安娜·弗里曼(JoanneB.Freeman)在Twttiter發布消息,稱JonathanSpence于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辭世,享年85歲。逝者為JonathanD.Spence,是著名漢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他的中文名字更為響亮:史景遷。

2018年,史景遷獲第4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這個獎項是國際中國研究的最高獎項,旨在推動海外漢學的發展,促進海內外漢學研究的交流。在獲獎感言中他說“60多年前我迷上漢學,至今執迷不悟——這也就是我的悟。”史景遷從22歲開始,就專事漢學的研究,終生不渝。

漢學又稱中國學,和國內各古代研究學科不同,這門學問的研究主體是外國人,大略是外國人以中國為研究課題的學問統稱。圈內俗稱漢學為“筐學、根學”,外國人是個筐,做漢學就往里裝;中國是條根,強外枝葉繁茂其根在華。

2004年,史景遷當選為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主席,是該組織成立140年以來僅有的3位漢學家主席之一(另兩位是1968年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和1992年魏斐德-FredericEvansWakeman)。

2010年,美國聯邦政府授予史景遷“杰斐遜講席"(JeffersonLecturer美國人文學界最高榮譽);2017年,史景遷獲第11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他的著作影響力非常廣泛,他的原版是英文,在歐洲、亞洲的很多國家都有不同譯本出現。西方稱史景遷為“我們這個時代擁有最廣泛讀者群的中國歷史學者”,他的大量書籍和文章“提升了西方對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理解”。

2005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引進了“美國史學大師史景遷中國研究系列”,這是史景遷漢學著作首次出現在中國大陸,該系列至今出版了《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命運》等共9種。其他國內出版社也有譯本,如四川人民出版社。最后出現的廣西師大出版社做了一個系列,把在國內已出版的重譯,未出的增譯,是為“史景遷作品12種”,較之遠東出版社,新增譯了3種,分別是:《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和《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整套重譯書翻譯得很用力,特別是《康熙》尤其彰顯文白襄助之功。12種重譯本主編鄭培凱(史景遷學生)說,史氏原著行文流暢但未覺其華美。但重譯本飾華珠涌,在流暢以上更進一重。缺憾突兀也明顯,如“朕解釋,此系借黃羊跳躍之勢,故能一箭雙羊。……”(第一章 游)“解釋”在清代無此用法或不當此用;文言行文極重音律,不獨韻文為然——前后連句的“釋”和“勢”為同仄音,是大忌。再如“眾神啊,保護吾馬;神靈啊,保護吾馬!”(同上)古文中無“啊”字音及語氣詞用法(一般用乎哉也,如李白“危乎高哉”關漢卿“天也地也”等),且整體嵌入此類五四譯法被學界哂為“非驢非馬”。但正是有這些瑕疵,讀者才能于沉浸中跳出語境,意識到這是再創作而非康熙本人。這就是瑕不掩瑜了,畢竟漢學根華,折返母國之后,這些對沖基本是在所難免的。

最能引人聯想的是史景遷的學術譜系,有很玄妙的淵源。

在國際漢學界,史景遷著作的特點是行文曉暢,類似白居易詩的“老嫗能解”,所以才能在東西方受眾極廣影響很大。所有的文化國度中,戲劇都是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史景遷的祖國就是“戲曲之鄉”英國,他23歲去國赴美,終生在那里工作生活,卻沒有加入美國籍,就此他說過一句極走心的話“我干嘛要背叛莎士比亞呢?”在著作中,史景遷風格的表述曉暢、場景畫面感、寫作架構乃至課題方向的錯落和關注選擇等方面,都有著莎士比亞戲劇的烙印。

“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是中國很長一段時期內廣為提倡的工作美德,史景遷很樸素地踐行了這種美德。甫到美國進入耶魯大學,史景遷師從漢學家芮瑪麗(MaryClalaughWright),從事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文獻研究,芮氏先生芮沃壽亦身份恰切,是外圍漢學家,學問研究通雜古今中外,不但著有《河南龍門石窟佛教研究》,也有一部《巴爾扎克與歷史精神》,巴爾扎克和莎士比亞重合之處就是戲劇,在史景遷自承的四個業師中,芮沃壽是其中之一,列入門墻的原因或許就是愛屋及烏。

芮氏夫婦是漢學家費正清的學生,而費氏夫婦又同是漢學家,費正清的夫人即是費慰梅(WilmaDenioCannon),著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筑的伴侶》(LiangandLinPartners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Past),而梁林夫婦正是費氏夫婦的中國好友。芮瑪麗是史景遷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導師,她和大部分漢學家一樣,對中文口語很苦惱,她的口頭禪是“一說中文就覺得自己是個瘸子”,可在學術方面卻偏大步流星。

1962年2月,史景遷在耶魯大學的研三中文基礎課完結,要進行文獻研究,芮瑪麗得知他有志于研究清朝初期文獻,希望能給房兆楹或杜聯喆教授做學生時,幫他閃電般地牽線成功。巧的是,房杜二位教授也是該領域的兩位大家,他們是夫婦、是燕京大學同學、是中國人,還都是芮瑪麗的朋友。這直接導致了史景遷名字的誕生和史氏第一步學術專著的順利出爐。

業師房兆楹給史景遷起這個名字,大有講究。西方漢學家幾乎都有中文名字,其規律是:英文名的最后一個單詞首字母的對應音作為漢名的姓氏,單詞整體則佐參。比如費正清原名JohnKingFairbank,梁思成就把Fair-bank的Fair的主音及過渡音結合,比照漢語音的姓氏,就是“費”( 而JohnKing和‘正清’是諧音——意義好,形式也渾然天成)。再如漢學家傅漢思,原名HansHermanntFrankel,其妻張充和(合肥四姐妹的四妹)取Frankel中的Fran諧音,取姓“傅”,漢思者思漢也。

史景遷的原名是 JonathanD.Spence,漢姓是“史”——既和S諧音,又包含了治史之志。而中國治史之冠,則無如司馬遷,所以名字就是“景遷”,景字的本意之一就是景仰。李歐梵在讀過史氏的著作特別是《康熙》后說“連賴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教授生前均稱譽他‘擁有天使般的書寫能力’。而正是這項非凡的本事,終令其在眾多西方中國史家中脫穎而出,奠定了中國史‘敘事轉向(narrativeturn)’的典范。而其所致的‘文史合一’的境界,絲毫無愧于其中文命名‘景仰司馬遷’的意涵。”

1965年,史景遷在房兆楹的全程指導下,完成歷史學博士畢業論文《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并獲得波特論文獎,被破格留在耶魯任教。

房兆楹是史景遷在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座師業師,不僅給史景遷施惠于名前,而且還構好于身后。在房兆楹的追悼會上,史景遷認識了日后的妻子金安平(史昵稱其為海倫),金安平是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她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歷史學家金毓黻的孫女。

其后發生的經意不經意的巧合就極富關聯性:1943年,金毓黻與李濟、傅斯年發起組織中國史學會,金為創始人之一;2004年,金的孫女婿史景遷當選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金毓黻1950年在北大編輯《太平天國史料》由開明書店出版,1952年在中科院歷史第三所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第三編《太平天國資料》——1995年,史景遷在美國康州西港完成《太平天國》一書的最后寫作。

關于史景遷的名字,還有一個中國才子式的說法,姑存一說:是取《水滸傳》中八驃和末等將佐在內3個梁山好漢的名字,都有的——史進、段景住和時遷的名字各取一字,以示“歷史永向前,景物各依然,時代已變遷”的意思。

史景遷的逝去,讓我們在追憶的同時,更關注他所在的特殊的學術門類和群體:漢學。中國在整體崛起特別是文化復興中不但要了解世界,還要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國,這些都需要找到一個新的角度,重新做一下審視。而把目光稍微聚焦在漢學,應該大致不錯。

說漢學繞不開的是漢學家,也稱中國學家,英文源詞為Sinologist和Sino-logue,指國外研究中國的學者。這個名詞寬泛且自矜曖昧,族種性很強,如哈佛研究宋史的美籍華裔教授劉子健,我們稱其為歷史學家,而普林斯頓研究唐史的杜希德(DenisTwitchett,),我們則更多稱他為漢學家。這里面細微的區別是,在國學和漢學領域內,劉也可稱漢學家,但杜則必須稱漢學家。

最早的漢學家應該是明朝的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Ricci),他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同時也是學者。能用純正的中國文言寫作各種文本,英譯漢和漢譯英都一起做:把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譯成漢語,把《四書》譯成拉丁文,獨立著述純文言的《交友論》,其制作的《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張世界地圖。

作為傳教士,利瑪竇的傳教方式有著資深政治家的蘊含:用漢語傳播基督教;用自然科學的學問來取悅中國人——這成了200多年天主教耶穌會的范本,被業內稱為“利瑪竇規矩”。最為成功的是,利瑪竇成功地把當時中國的上層人物發展為教徒,如“圣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他們都是萬歷年進士,徐光啟官至內閣次輔,相當于現在的國務院副總理。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評價利瑪竇“最大的貢獻就是文化交融……他是‘中國人里的中國人’……把司鐸與學者,天主徒與漢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融入化一而渾然天成。”1999年,美國《生活》雜志將利瑪竇列入兩千年來 (1000年—1999年)最有影響力的世界百人榜。

最早,漢學家無一不是業余人士,其中傳教士占比重、分布廣、影響大,居功厥偉。利瑪竇之后來華的諸多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絕大多數都是杰出的漢學家,如李明(LouisLeComte)、白晉(JoachimBouvent)、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馮秉正(Joseph-Franois-Marie-Anne)、宋君榮(AntoineGaubil)、沙如玉(ValentinChalier)、錢德明(Jean-JosephMarie)等,都有不同數量的高質量譯著傳回法國。不出意外,譯著中宋君榮的《詩經》、馮秉正的《通鑒綱目》和錢德明對中國兵法(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的翻譯和研究,都列入法國漢學的基本書目。

當時最有意思的事,莫過于法國巴黎也出現了一個以佛雷烈(NicolasFréret)為首的漢學學派,“與在北京很興旺的傳教士學派并存”。法蘭西民族性格即為文化崇拜,尤其崇尚古代歷史和文化經典,對于東方有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中國,許多學者欣幸向往。有這樣的民族習性,法國的漢學家數量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比至19世紀初,法國成為歐洲漢學的中心,且格式化般地奠定了傳統漢學的核心基礎。

早在1669年,為培養近東翻譯人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就創立了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即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該院1843年開始漢語教學,使法國成為世界上最早教授漢語的國家。此后閘門大開,漢學譯著迸流而下,既有唐代《大唐西域記》、元代的《竇娥冤》、也有明代的《金瓶梅》、清代的《紅樓夢》。到了1822年,巴黎亞西亞學會成立,先后由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伯希和(PaulPelliot)擔任會長,開啟了法國漢學學術傳統的遞進。其中伯希和做出了“不世出”的貢獻,贏得了漢學世界的公認,英國作家彼得·霍普柯克(PeterHopkirk)認為伯氏“不單是法國第一流漢學家,還是所有西方漢學家的祖師爺。”傅斯年曾說:“此君(伯希和)固中國以外全世界治漢學者奉為祭酒者也。”在這里,祭酒的意思即是領袖,也是首席代表。

由于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底蘊豐足加之上層強大的書面性,就中國方面看,進入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很多漢學家的“國學底子”都甚為扎實,文言表述行云流水,比現在中國大學中文教授的文言寫作水平強如不知凡幾,卓越者如法國伯希和、馬伯樂(HenriMaspero)、瑞典高本漢(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荷蘭人高羅佩(RobertvanGulik)、德國衛禮賢(RichardWilhelm)和美國牟復禮(FrederickW.Mote)等。

近代至今,漢學家不擅中國文言而做古代史研究也是不可想象的,最有影響的漢學家有美國的費正清、龍夫威(Fred.W.Drake)、宇文所安(StephenOwen)、史景遷、顧立雅(HerrleeGlessnerCreel),英國的李約瑟(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德國的顧彬(WolfgangKubin)等,即是到了今天,史景遷雖然是啞巴漢語,但《曹寅與康熙》的大多數資料,也都來自二者往來奏折撰批的奏折原件。

史景遷的漢學老師很多,除了房兆楹和芮瑪麗,杜希德也是。這個學風嚴謹從不輕易夸學生的老先生,一次在和李歐梵單獨見面時談及史氏,就脫口而出說“那是個天才!”。在中國,史氏的讀者大多稱其為奇才,以其豐富的想象、絕艷的數據關聯、嚴謹的架構邏輯和行文曉暢,征服了無數學子和出版人,使這個英國中國又美國的人立體而光燦。

史景遷自己也說,他和漢學結緣很奇妙,他出生時,母親正在讀一本有關中國的書。天定也好天不定也好,正是中國的書,讓他成了一代漢學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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