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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率”這把尺子夠用嗎

陳志武2022-01-02 14:30

(圖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標——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陳志武/文

進步與倒退

在嘗試評估文明變遷史的時候,我們總需要先做一個選擇,就是如何度量“進步”和“倒退”:什么情況下可稱文明“進步”,何時又“倒退”了?在現有文獻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慣用的尺子是“生產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產率”,其他指標都不重要。比如,勞動生產率:一人一年勞動下來,能有多少產出、賺多少收入。“唯生產率”準則應用到當今國家,就是“唯GDP”論,成為只追求GDP增速之政策的學理基礎;而應用到歷史分析中,在“唯生產率”史觀下,人類發展通常被劃分為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等階段 。為了糾正這種傳統史觀和文明觀,我們還要增加一把尺子——人類的“風險應對力”,這使我們能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進程。

傳統的“唯生產率”史觀帶出了一些著名悖論。著名經濟史學者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稱:“人類史上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開始的工業革命。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細節”。他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從公元前1000年直到公元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沒有變動,期間雖然出現過上下波動,但并沒改變勞動生產率長久不變之趨勢。歷史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對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結論也一致: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兩千年里,勞動生產率基本不變??死藦娬{,人類在19世紀前的幾萬年里,一直沒能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即使生產率偶爾上升,人口增加,新增的物質產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原點;或者,由于自然災害或人造戰爭導致人口減少,在總產出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收入會增加,可是,人口增長后人均收入又會再次減少。只有等到1780年工業革命發生后,英國、美國、西歐國家率先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生產率不斷上升,而其他國家則要么繼續在馬爾薩斯陷阱中掙扎,要么就走向持續衰敗,從此開啟西方和世界其他社會之間的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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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唯生產率”史觀應用到中國,結論基本一樣:根據麥迪森的估算,漢朝時中國人均收入大約為450美元(以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時的1820年大約600美元,至19世紀末期回到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點——439美元!也就是,依據勞動生產率這把尺子,至少從秦漢以來的兩千多年里,中國沒進步過,甚至還有些許下降。

以“生產率”研究文明發展史的另一個經典例子,是圍繞人類為什么放棄狩獵采集原始生活、選擇定居農耕的問題。歷史地理學家戴夢德(Jared Diamond)著述很多,其中《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獲得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影響甚廣。他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斷言:“農業的發明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所犯的最大錯誤,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從這錯誤中走出來”!他為何如此“狂言”?

在一萬一千多年前,美索不達米亞一帶的人們(今天的伊拉克、敘利亞等)首先放棄原始游獵生存方式,選擇定居一地,通過馴化動植物,并年復一年地重復耕種、飼養,由此發明了農業。大約兩千年后(距今九千年前),中國的黃河與長江中下游也分別獨立地發明定居農耕。在之后的五千年里,墨西哥、秘魯、北美東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五個地方,也分別獨立地發展出定居農耕。

戴蒙德談到,許多考古證據表明,定居農耕后人類平均身高明顯下降,原來游獵時期平均身高1.68米,定居農耕后反倒降為1.53米,其中男人從原來的平均1.75米,下降到不足1.65米。中國的考古研究也有類似結論,這說明人均物質消費(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會時期,消費基本等于收入)。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勞動強度增加了,原來只需要把自然生長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動物游獵到手,一周只需工作18至20小時即可滿足消費,但定居農耕者要先花時間把土地梳理好、播上種子,長苗后還要澆水施肥,防范害蟲,一年到頭天天繁忙。所以,農耕者的勞動投入遠高于原始狩獵人,工作強度大,這當然對身高不利。其次,單位勞動時間的人均產出即勞動生產率也在下降。農耕人雖然勞動時間增多,但幾千年下來都沒能走出溫飽挑戰,額外勞動似乎“白費了”。第三,營養結構變得單調,這也不利于長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夠被馴化的植物和動物遠比自然生長的少,就像今天農業種植的糧食不外乎水稻、小麥、玉米、大豆等,家養動物也就是牛羊、雞鴨、豬狗等,比大自然能供應的少很多;因此,農耕社會的營養結構變得單調,身高潛力難以完全發揮。比如,今天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種類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長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顯高于前輩們,就佐證了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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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單純從生產率判斷,定居農耕的發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說,是人類犯下的最大錯誤,至今還沒醒悟??墒?,這是片面分析方法導致的片面結論。

在現有歷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產率”視角,學者將知識分為“有用”和“無用”,進而延伸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人力資本 ,其中,那些對產出(生產率)有幫助的知識才“有用”的。比如,科技、醫療、商業、法律等是有用知識,選修這些專業是獲得生產性人力資本;而人文歷史、儒家經典、宗教教義等由于不能提升生產率,所以是無用知識,學生不應選修這些專業,公司也不要雇傭這些專業的員工。著名經濟史學家莫基爾(Joel Mokyr)在解釋為什么中西方從18世紀末開始經濟大分流時談到 ,中國在漢朝選擇“獨尊儒術”,尤其從宋代拓廣基于儒家經典的科舉體系,激發草根學子將才華花在儒家經典這些“無用知識”上,得到的是“非生產性人力資本”,所以,從宋代到晚清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不能出現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技術創新;相比之下,西歐從12世紀開始興辦大學,先是培養律師,獲得保障商業契約、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識,后來引導青年走上提升生產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讓歐洲不斷積累生產性人力資本,到18世紀末爆發工業革命。

如果單純基于生產率這把尺子,對有用知識和生產性人力資本的定義當然會如此,但人文知識、儒家經典、宗教教義就真的“無用”,與其相聯的人力資本就無價值嗎?

免于暴力是一種進步

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個體生存福利的基礎性指標,也是度量文明化進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標則是個體受暴力威脅的程度。如果一個社會的個體始終擔心自己被偷、被搶甚至被暴力殺害,惶惶不可終日,即使人均收入極高,也難以想象那里的人會生活得幸福愉悅。哈佛大學教授平克(StevenPinker)系統匯集了眾多歷史學家關于暴力史的研究,以大量數據展示出一幅與生產率變遷完全不同的圖景:人類從原始社會到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再到當代,暴力頻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漸漸戰勝野蠻。其中,在還沒建立國家形態的原始社會,每年每十萬人中平均600人左右死于兇殺,也就是0.6%的命案率;艾斯內爾(ManuelEisner)發現,到農業社會后期,命案率已經下降了很多,比如,到1300年的西歐,命案率下降到每十萬人有31人死于兇殺;到20世紀,每十萬人里0.8人死于兇殺;在18世紀的清朝中國,普通人中每十萬人平均有1.5個左右死于暴力。也就是說,過去幾千年里,人類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750倍!如果命案只是各種一般暴力的最極端結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結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變,那么,我們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讀為一般暴力水平的總體下降,說明人類文明顯然在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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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有組織的暴力——戰爭和大屠殺方面,歷史數據也有明顯的下降趨勢。在2007年的一份綜述報道中,《經濟學人》雜志談到,原始社會時期,一年中90%以上的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25-30%男人的生命會終于戰爭或其他暴力。平克總結道,雖然早期戰爭缺乏系統數據,但在過去幾百年,戰爭頻率在顯著下降:16世紀時,差不多年年都有兩個或幾個國家在相互作戰,一年平均有1.5場戰爭;到18世紀的百年中,80%的年份里有國與國在打仗,每年平均0.7場戰爭;19世紀和20世紀中,只有不到20%的年份有主要國家在打戰,平均每年0.4場戰爭。從戰爭死亡率看,原始社會時期,一年里每十萬人大約有524個死于戰爭;到16世紀,戰爭死亡率降到250人;到20世紀為60人,而到21世紀的前8年,戰爭死亡率更是降至0.3人。也就是說,從原始社會到今天,戰爭死亡率下降了1750倍!另外,大屠殺數據也呈直線下降。人類有組織的暴力顯然是長期持續減少。

再次,災害風險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這方面的遠古數據難找,根據學者對近代數據的整理,1870年代時,全球每年每十萬人中有142人死于饑荒;到1920年代,饑荒死亡率降到82;1970年代降8.4人;到2010-2016年間,每年每十萬人只有0.5人死于饑荒。也就是,在一個半世紀里,人類饑荒死亡率下降283倍!如果把旱災、水災、火山、地震、泥石流、極端溫度等自然災害加在一起統計,那么,1900年,全球有127萬人死于各種災害,其中126萬死于旱災,6千人死于異常氣候等;而到2019年,全球1.17萬人死于各種災害,不到1900年災害死亡人數的1%,其中只有77人死于旱災。當然,這些數據反映的都是工業革命之后的歷史進程,但從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類進程之后,所反映的變遷跟單純基于生產率的圖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這些死亡率指標更貼切地代表普通人的生存狀況。

最后,可從統治者的生命安全看文明化進展。因為一般社會里老百姓面對的暴力風險與皇帝、國王生命安全度具有一定正相關性,文明化程度高的社會里,不僅國民不用擔心暴力威脅,皇帝也應當更能安逸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風險的高低,是一個社會制度文明建設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權力的制衡和交接機制是否規則化和法治化。艾斯內爾收集了公元600-1800年間歐洲45個王國、1515個國王離世方式的數據 ,以一個世紀為基本時段計算期間國王死于非命的幾率;他發現,公元7世紀時,歐洲國王每年有2.5%的概率死于非命;到13世紀,這個概率降到0.85%;15世紀,為0.52%;到18世紀,更是降至0.19%;因此,歐洲在那一千二百年間,國王死于非命的幾率下降了12倍,說明雖然那期間勞動生產率沒有變,可是,政治制度的文明化程度上升了12倍,靠暴力奪得統治權的占比越來越低(盡管那時期,除18世紀的英國外,歐洲都還沒建起現代民主國家)。

筆者和林展對中國自漢代以來各皇帝的離世情況進行量化研究 ,時間跨度為公元前210年-1911年。由于期間多數時候中國總體是統一的,所以,盡管時間跨度更長,君主數量遠少于歐洲,共計127個政權、729個皇帝?;实鬯烙诜敲母怕首詽h代開始一直上升,中間經過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到北魏-隋朝時期達到頂峰,皇帝一年中有7%的概率被人害死(比同期歐洲國王的2.5%高出很多);不過,自唐朝開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有所下降,到元朝、明朝上半葉,降到3%左右;至清朝18、19世紀達到最低,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在0.5%上下。所以,自唐初以來的一千三百年間,盡管中國的生產率沒有變化,但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13倍,說明政治文明通過積累經驗改良,還是取得一些進步。當然,如果跟西歐比,還是差距明顯。劍橋大學生物統計所把一年死亡概率超過0.6%的場景定義為“大戰場”(majorcombatzone),以此標準,到15世紀歐洲王室就不再是“大戰場”,而在中國,皇帝在朝廷內所面對的死亡風險歷來遠高于“大戰場”,一直要到18世紀,皇帝的安全才比“大戰場”士兵好一點。

因此,到了公元1800年左右,無論是地球上的普通人,包括身纏萬貫的富豪,還是頭戴王冠的君主,人身安全都比幾百年前,更比幾千年前,高出許多倍??墒?,這些文明化進步是生產率所檢測不到的。

風險催生了文明

要理解為什么人類暴力經歷了長期下降、文明逐步戰勝野蠻,我們先要認識暴力背后的驅動力,尤其是暴力行為(包括戰爭)跟風險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諾貝爾獎得主貝克爾(GaryBecker)在1968年的經典論文中談到,違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選擇的結果:當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時,他會選擇犯罪,其中收益和成本不只是物質的,也包括主觀收益、機會成本和主觀成本。如果是這樣,個體暴力和群體戰爭行為都應該跟生存挑戰,尤其跟災害威脅生存有關,因為在風險威脅到生存時,不僅機會成本很低——活下去的機會不大了),而且此時暴力的潛在收益會遠大于機會成本——戰爭掠奪也可能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根據眾多學者關于戰爭起源、平民起義、普通暴力的研究,發現旱災等自然災害時常是主要導火索,驗證了前述論斷。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的三位學者基于世界各國的數據,研究人類暴力跟自然風險間的關系 ,發現:一方面,人體對氣溫波動高度敏感,太熱或太冷都會刺激個體情緒,甚至挑戰生存,引發戰爭或一般暴力;另一方面,如果降雨量比平常減少(比如,旱災),那會導致農業歉收,威脅生存,使個體間暴力(如打人、搶劫、犯罪、殺嬰等)顯著增加。

總之,不管是歷史上還是在當代,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風險事件是暴力的主要驅動力,這一結論非常穩健。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缺乏事前避險手段,或者風險發生時沒有應對沖擊的工具,于是,在生存挑戰下,一些個體被迫通過暴力求活路;反之,如果人類社會有了事前避險手段或事后應對工具,那就能切斷風險到暴力之間的傳導機制,使風險事件不再威脅個體與群體的生存,讓暴力收益不再高于暴力成本,文明就能勝出。

但是,即使進入了農業社會,還有齊國管子說的“年有余而月不足”挑戰:青黃不接月份里民眾照樣可能餓死;杜甫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到18世紀中期,全球人均壽命僅有30歲。如果要克服風險挑戰、進而降低暴力,一方面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另一方面在于強化人與人之間的跨期合作、互通有無,包括資源共享、風險互攤??墒?,該怎樣使人際跨期互助變得可靠呢?這就要求有規則和秩序(lawandorder),規范跨期承諾,強化跨期信任。

可以說,在工業革命之前,是風險催生了文明;如果沒有風險挑戰,人類可能缺乏壓力去創新以建立合作秩序、提升大家的風險應對力,也就難有文明化發展。因而,在評估文明創新和其他歷史變遷時,至少需要兩把尺子——“生產率”和“風險應對力”,正如孔子在《論語·季氏》中所言:“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有了度量文明進程的這兩個維度,我們將“有用知識”的定義做延伸:只要是對生產率或化解風險有益的知識,都是有用知識;相應地,有用的人力資本分為兩類:生產性人力資本和“化險性人力資本”(risk mitigative human capital),即化解生活風險(包括消費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的技能。

(作者系香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文章發表時有所刪節)

 

耶魯大學教授,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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