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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美好時代的背后

付如初2022-01-17 13:16

(圖源:IC Photo)

付如初/文

悄然流行的“窮”敘事

仔細留意社科經管類圖書,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一邊是很多書在教你如何投資、如何致富、如何肯定欲望,積極進??;一邊則在關注“窮”,為你分析窮的本質、窮的趨勢,教你棄絕欲望,回歸生命本身,斷舍離,“窮得有品位”。這種閱讀上的“貧富兩級分化”是不是社會思潮的真實反映,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兩者有越來越清晰的分野,尤其后者,感覺近幾年突然變得流行起來——前者,幾乎貫穿改革開放的全程,甚至隔幾年就有現象級的暢銷書。而相對于變得“富有”的難度,“窮”似乎對普通人來說感受更切近、更直接,或者說,普通人更容易感受到一種可以被命名為相對貧窮的“窮感”,所以,關于“窮”的敘事就會顯得更惹眼一些。

與此同時,階層跨越的可能與奇跡,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一些社會學著作或者勵志類圖書里。比如近兩年大熱的圖書《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和《鄉下人的悲歌》,盡管說的還是教育改變命運的老話題,但因為左右命運的“窮”展現出來的景觀太傳奇、太刺眼,而且景觀的所在地是美國,這個用“美國夢”和“民主夢”蠱惑了全世界的“自由之地”,所以顯得格外刺激人心。讓人忍不住想,相比于“美國夢”的實現,原來被美國之“窮”、美國的原教旨主義和美國的種族制度毀滅的人更多。

還比如近些年風靡世界的韓國電影《寄生蟲》《燃燒》等,則用東方式的含蓄暴力尖銳呈現了貧富分化與道德倫理、愛情婚姻、未來秩序的正面沖撞,讓“貧窮”帶來的結構性社會失衡和系統性法律疑難充滿警示地一一展現。

在后工業時代的場景中,“為富不仁”和“窮山惡水出刁民”都變幻出了更讓人無所適從的面貌,以至于其中更代表著未來社會發展趨勢,因而也更值得深入研究的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都變得弱化了許多。

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鮑曼的著作《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則試圖闡釋這樣的觀念:工業社會后,窮人逐步成為一個類似于敵人的、用于區分敵我的“異質體”,是被消滅的對象。然而,隨著勞動倫理到消費倫理的轉變,“新窮人”又在不斷產生。“新窮人”不再指簡單的失業者,而是一個無力消費或者消費上有缺陷的人,帶著消費社會帶給他們的無形的恐懼感和恥辱感。

鮑曼回顧歐洲社會如何創造工作倫理,吸引窮人通過工作來消除貧困;回顧福利國家用集體力量幫助個體擺脫不幸,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但如今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在全球化的勞動力市場中,精簡用工和靈活用工讓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多余勞動力,國家福利也難以接管,同時,對消費自由的需求也讓這部分人不愿意被接管,于是“新窮人”成了被消費社會誘惑和創造出來的“廢棄物”,一個看上去有充分的選擇自由,但其實根本缺乏行使選擇權的技能和決心的“選擇無能”階層。

仿佛是為了印證鮑曼的“一語成讖”,一本叫《印度青年狂想曲》的書直接把鮑曼描述的、令人驚心的社會學觀察用生動的案例呈現了出來。據這本書的作者、印度記者司妮達·普拉姆調查:每個月大概有100萬印度青年需要工作,然而只有100個人能找到工作。尤其對低種姓的年輕人來說,教育提供的機會遠遠不夠,再加上宗教紛爭、權力腐敗、農村凋敝等等因素,更使得年輕人上升通道極其匱乏,于是他們開始了一系列看上去極其瘋狂的“上升”努力。

《印度青年狂想曲》:那些瘋狂的“上升”努力

在《印度青年狂想曲》一書中,寫到了目前印度青年中的“成功人士”所從事的職業。

其中的互聯網標題黨創業者,堅信自己正在Facebook上用流量和大數據左右美國人的情緒,他提供“讓美國人激動的、害怕的、傷心的、好奇的一切”。他夢想著通過內容工廠領導全人類,甚至火星。

而英語培訓機構“美國學院”的負責人則認為自己把持著所有職業的入口,掌握著向上流動的閥門和進入白領世界的鑰匙,甚至掌握著讓印度成為國際強國的命脈。所以,他成了隨時鼓吹英語萬能的勵志演說家,用325個分支機構向找不到工作的印度青年兜售夢想實現不可或缺的英語。他認為,全印度的整個英語產業,包括培訓中心、圖書、接線中心培訓、GRE/TOEFL,產值有幾千億盧比,自己從中拿到6.5億盧比的收入只是小錢。

還有一批人做著明星夢。他們住在孟買的貧民窟里,靠債臺高筑自費參加各種選秀,但仍然要勇闖寶萊塢,夢想著有朝一日成為阿米爾·汗那樣風靡世界的男星。然而,有夢想的地方就有騙局,有追夢者的地方就有騙子。他們越來越發現,靠別人的夢想為生似乎比自己追夢更容易,于是,這些人成了“經紀公司”的負責人。一想到晚近那些備受關注的印度電影《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小蘿莉的神猴大叔》《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廁所英雄》等等,背后裹挾著一群青年不切實際的“狂想”,星途夢碎之后就催生出一個以夢想之名行騙的產業,真是讓人唏噓,盡管這肯定不是印度一個國家獨有的現象。想一想風靡世界的平民選秀電視節目,似乎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

書中還寫到,有的青年做了游走于底層和官場的“疏通者”——印度一直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是印度的腐敗政治中老百姓在官員面前的代理人,似乎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政治掮客。此外,還有大學里的男憤青和女憤青,尤其女憤青,她認為只有絕食、摔斷胳膊、躲過炸彈和性威脅,才能被政壇看見,于是她拼命給自己制造機會以求被發現,走上從政之路……

這種種的人間奇觀可并非印度青年的狂想,而是他們真實的生存狀態,也是他們的身份政治困境映照出來的真實社會的一角。與此相應的,是這些青年口中讓人哭笑不得的人生“箴言”:“沒有哪個夢想比成為有錢人更值得追求。”“在自己尋求成功的這個世界里,還沒人找到成功的法則。”“不靠騙人就賺了錢的人,他一個也沒見過。”

作者在后記中冷峻地寫道:“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認,印度年輕人的現實就是這樣——不滿現狀、寡廉鮮恥、難以阻擋。”而有印度的歷史學家、社會評論家認為:“人口紅利”“奮斗的印度”“社交媒體一代”,關于當代印度的每一句口號、語錄和陳詞濫調都體現在這本書描繪的可怕又熱鬧的生活中。

調查數據顯示,印度人口超過13億,其中35歲以下人口8億,25歲以下人口6億,整個國家平均年齡29歲。當許多國家被人口老齡化困擾的時候,這個“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正在制造自己的“美好時代”。這個“美好時代”是真實的:疫情以前的2019年,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時候,印度保持了相當不錯的GDP增長;印度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機增量市場,是中國的OPPO和小米激烈爭奪的頭號海外市場;因IT外包繁榮起來的印度軟件業全球領先。種種跡象表明,印度正日益變得富強。與此同時,這也是一個集中了全球三分之一貧困人口、四分之一饑餓人口的“美好時代”,是人口占比近一半的青年人需要解決“3e”問題的“美好時代”——未受教育(uneducated)、待業(unemployed)、無就業能力(unemployable)。

《美好時代的背后》:陽光下的貧民窟

在改名《美好時代的背后》之前,這本書的書名是《地下城》。顯然,這個書名對貧民窟的定位并不準確:這個叫做安納瓦迪的孟買貧民窟并非“地下城”,它在陽光下,和五星級酒店、孟買國際機場同處一個地平線。而且,據書的作者美國記者凱瑟琳·布說:貧民窟的居民,“既不神秘也不可悲。他們絕對不消極,在全國各地欠缺救星的社區,他們往往巧妙地隨機應變,去追求二十一世紀嶄新的經濟機會。”

正是因為作者有這樣的感受,貧民窟的居民才以有個性、有尊嚴的樣子站在她的書里,被她給予目光平視的觀察和尊重。甚至某些時刻,她還寫出了他們身上的詩意。貧民窟的人際關系也被賦予“正?;?rdquo;的表達——當我們習慣了用階級感情看待貧富差距,習慣了用階層對立看待社會矛盾,習慣了自發地把窮人定位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并由此想象他們的生活暗無天日;習慣了如托爾斯泰般,賦予窮人生活貧困而品行高潔、信仰堅貞,甚至把“貧窮”視為道德鄉愁的浪漫想象,這本書會極其冷靜地告訴你:印度貧民窟有自己常規運轉的社會生態系統,窮人面臨的最大的法律和倫理難題往往在他們內部。貧富、種姓、宗教、政治的復雜性不能掩蓋同階層嫉妒的傷害,也無法掩蓋人性本身的復雜性。而所有這些原因的總和才構成了貧民窟命運的真相。

盡管是調查實錄,這本書的寫法卻是小說式的,有故事主線,有人物性格,有社會切面,也有歷史縱深。故事起源于獨腿女人法蒂瑪被嚴重燒傷,孟買警方通緝她的鄰居,拾荒者、垃圾分類能手阿卜杜勒和他的父親。由此,關于貧民窟的生活景觀和真相開始逐步展開,讀者也得以進入每個家庭的內部,每個人物的內心與命運。阿卜杜勒謹慎、本分、勤勞,對自己的生存始終有警覺心,因為他,他的家庭變成了貧民窟里的上等人家,被人嫉妒的對象。獨腿女人法蒂瑪不滿自己老夫少妻的婚姻,所以她總是抹著紅嘴唇,妄圖吸引所有男人的注意。阿卜杜勒的母親看不慣她。如果背景不是孟買的貧民窟,好多細節都讓人恍惚,以為是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村里;如果不是作者提醒這是一部采訪紀實,好多描寫也總是讓人感受到小說的魅力。甚至這本書與土耳其諾貝爾獎獲得者帕慕克的長篇小說《我腦袋里的怪東西》對照閱讀,都不會有任何違和感。

書里重點寫到了幾個人。管事阿莎是貧民窟里的“疏通者”,這一行很少有女士能夠勝任,但她硬是憑著自己的情商、決斷和美貌,變成了這個角色。書中有一章的名字叫“底層的逆襲”,講的就是只受過七年教育的農村姑娘阿莎變成孟買貧民窟管事的過程,她的女兒曼朱也成了貧民窟里唯一的大學生。盡管貧窮從未遠離她,但她儼然已是這個卑微世界里的“成功人士”。

比爾·蓋茨在給這本書寫的推薦中說,它里面有“印度貧民窟生活原汁原味的第一手報道”,但實際上,它的內容早已超越了這一切,甚至是恰恰打破了我們關于貧民窟的既有偏見和成見。因為它在秉筆直書貧民窟奇特景觀的獵奇性之外,有很多關于印度貧富差距、城鎮化進程、身份政治、腐敗和全球經濟不平等的真知灼見,而且這一切全都包裹在鮮活的生活和故事以及充滿了文學性的語言中。比如書中說:“我們的四周都是玫瑰,我們是夾在其中的那堆屎。”“在西方,以及在印度的精英中間,貪腐這個詞全然只有負面意義,會阻撓印度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努力。然而,在一個被貪腐竊取了很多機會的國家,貪腐對窮人而言,反倒是仍未消失的一個真正機會。”在印度,一切就是這么分裂著又整合著。

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愛德華·盧斯娶了個印度老婆,在印度生活了五年,他在《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崛起與發現》一書中說:“每一個到印度的人,都不難發現它濃郁的宗教文化與駭人的貧困景象共存。”然而,他也發現,有很多西方人會對印度抱著浪漫主義的想象,認為這樣的印度才超凡脫俗、才能穿透物質主義的虛幻。他們把印度當成大型精神修煉場所,去那里尋找信仰和真實的自我。而印度人自己,也會將貧窮歸因于前世犯下的錯誤,是神的旨意,或者是順從甘地的指引。甘地認為農村應該是印度社會的主體,農村的生活方式是印度一直應該保持的生活方式。因為甘地在印度人心中近乎于“神”的地位,他至今仍有一大批擁躉,他們拒絕現代化的必經階段——城鎮化,他們對甘地穿著的追隨甚至影響了整個印度的紡織業。于是,就有了印度那句廣為人知的話:“維持甘地時代的貧困狀態讓我們代價慘重。”

無論如何,敬神和瀆神,就像安于貧困和瘋狂追求財富一樣,在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奇妙地共存著,就像同一條馬路兩邊共存的五星級酒店和貧民窟。而貧民窟中的種種景象,都更像是一個村莊整體搬進了孟買的一個局促角落。

幾年前去過印度的同事告訴我,印度的很多景觀都很刺激:他們的母親河中滿是垃圾,但依然有人安之若素在里面洗衣服,甚至練瑜伽;大街上根本沒有秩序,紅綠燈也被熟視無睹,但奇怪的是很少發生交通事故;五星級酒店和貧民窟就隔著一條馬路;同去的驢友在酒店洗澡的時候嘴里進了一點水就腹瀉不止,而印度當地人的飲用水甚至比洗澡水還臟;參觀任何一個景點都不敢寄存東西,因為出來就會找不到;他們甚至有人被帶到假火車站買到了假火車票……這個國家有一種奇怪的混亂,也有一種奇怪的秩序。印度的改革開放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比中國僅僅晚了十幾年,但時代的腳步是不等人的,節拍踏準了似乎就不容易錯步,而一旦沒跟上,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跟全世界對印度好奇一樣,印度裔移民作家奈保爾也一直致力于自己祖國的書寫,他曾在1962年到1988年的26年間,多次到印度走訪,并寫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印度:受傷的文明》《幽黯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而他1988年曾站在酒店陽臺上這樣描寫孟買的貧民窟達拉維,如今看來,依然振聾發聵,也依然揭示著印度城鎮化進程的某些真相,盡管那時候的印度還沒有改革開放:

從這里看去,達拉維顯得突兀,甚至在孟買都算是多余的:按照人們的說法,它會繼續存在,是因為它是選舉的票倉,是制造仇恨的溫床,許多人可以從那里得到利益。孟買的種種互相沖突的趨勢也往那里蔓延,所有新產生的特殊性在那里都變得更加鮮明。但人們還住在那里,遭受這額外的剝削,因為在孟買,只要有了住的地方,你就可以賺錢。

《象群中的螞蟻》:也是蟻群中的螞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窮人》中提到,貧窮的原因就是貧窮,貧窮不是罪過,而是命運。“不幸是一種傳染病,不幸的人和窮人應該互相躲避,以免彼此傳染,病得更重。”然而,在集中閱讀這些關于印度的書時,我經常會忍不住有這樣一個疑問:在窮人和窮人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印度,在充斥著赤貧階層的印度,他們為什么不能聯合起來,無產階級革命的火種為什么不能點燃?按照馬克思的革命設想和很多成功爆發革命國家的經驗,窮人團結起來改變命運的力量應該是不可遏制的歷史推動力才對。印度為什么沒有?或者換句話說,無論宗教、種姓制度、貪腐等等這些如何制約印度窮人的革命沖動,這個階層改變自己命運的訴求都是異常強大的,不然也不會有青年人的狂想,不會有貧民窟里的命運搏斗。

這當然是大問題,細心的讀者能夠從拉什迪在《午夜之子》中對印度政治的冷嘲熱諷中,能夠從奈保爾“印度三部曲”的痛心疾首中,找到一些答案。而另外一本今年廣受關注的書《象群中的螞蟻》,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直接解答一些這樣的疑問。

這是一本家族回憶錄,來自“不可接觸者”家庭。“不可接觸者”是印度的四大種姓對“賤民”階層的稱呼。作者主要回憶的是自己的舅舅K.G.薩蒂耶穆提,20世紀70年代受中國革命影響很深的一個游擊隊的建立者、詩人。作者用大量的采訪和來自舅舅本人的自傳資料做底,寫了舅舅的個人成長、思想蛻變和命運發展,以及整個游擊隊從建立到失敗的全過程。

作為“不可接觸者”生活在印度,一如一只螞蟻生活在大象群中。社會的最底層這樣的詞都不足以形容他們的卑微,所以可想而知,他們想要“逆襲”,想要產生制度性的“狂想”,承受的蔑視、暴力和打擊會何等殘酷而堅決,盡管他們也曾從教育、寫作、演講、社會運動、暴力等各個方面做過努力。對印度的革命者來說,似乎有更強大的分裂性力量、破壞性力量和不徹底性在毀滅著他們的熱情。

象群中的螞蟻也是蟻群中的螞蟻,對螞蟻來說,饑餓固然讓他痛苦,但孤獨和羞恥造成的痛苦更甚,于是,一步步地,他們只能接受自己注定失敗的命運,而且只能把這一切歸諸于神:“人做出他的計劃,而神也自有安排。”

提到螞蟻,總是會讓人想到奈保爾的比喻。除了關注自己的祖國印度,奈保爾也關注與歐洲密切相關的非洲。他在書寫“充滿仇恨、貧窮和不安”的非洲《大河灣》這本書里,曾寫到過來自美國的惠特曼神父之死,看到作為拯救者的神父所攜帶的可貴的知識、人生態度、對非洲的感情、對森林信仰的感情,悉數被無名的非洲兇手毀滅,以至于身首異處,奈保爾痛心疾首。然而,更讓他警醒的是,他發現生活仍在繼續,非洲依然按照自己的節奏在運轉,一時間并沒有變得更壞或者更好。于是他打了一個關于螞蟻的比方,讓人過目難忘:

如果你看到一隊螞蟻在行軍,你會發現有一些螞蟻掉隊或者迷路,螞蟻大軍沒有時間等它們,只會繼續前進。有時候,掉隊的螞蟻會死掉,即便如此,也不會對行進的隊伍產生什么影響。死螞蟻的遺體會帶來些許不安,但這不安最終會被克服,到時死去的螞蟻也就顯得無足輕重了。其余螞蟻照樣忙忙碌碌,循規蹈矩。

奈保爾所說的螞蟻是非洲叢林里的螞蟻,但又仿佛是全世界的螞蟻。蟻群的整體命運如何或許是難解的謎團,吸引我們的,或者讓我們心有戚戚的,永遠是個體螞蟻的命運。

窮而有夢想,是不是雙重悲???

無論是《印度青年狂想曲》還是《美好時代的背后》,最讓人難忘的是年輕人的夢想、年輕窮人的夢想。如果說,《印度青年狂想曲》中的夢想還帶著為一夜暴富而不擇手段的“邪惡”氣息的話,那《美好時代的背后》中年輕人的夢想,就更接近全世界普通人的夢想:無論外界環境如何,命運如何,我們都要活下去。因而,顯得更為動人和發人深省。

拾荒者阿卜杜勒的夢想是有個完全不懂“皮條客”和“傻X”這些字眼、不在意他身上味道的老婆,最終他們一起到某個地方安家。而因為他是個有夢想的人,他眼里的安納瓦迪就都有了夢想。他留意到周圍的人不時會談起更美好的生活,“仿佛命運之神是周日會來拜訪的某個表親,仿佛未來將和過去不同。”

他發現,弟弟米爾基的夢想是不與垃圾為伍,而是身穿漿洗的制服去豪華酒店上班;廁所清潔工拉賈·坎伯的夢想是通過學醫,找到修復心臟瓣膜的辦法,讓自己能夠把孩子養大;阿莎的夢想是成為安納瓦迪真正說一不二的管事,進而成為走出這里的第一個中產階級;阿莎的女兒曼朱的夢想是成為安納瓦迪第一個大學生,用自己的知識為“過渡學校”做貢獻,洗去母親以色謀權的恥辱;“獨腿婆子”的夢想是獲得別人的尊重,讓別人認為她有魅力;帶著妹妹從孤兒院里逃出來的少年蘇尼爾的夢想是妹妹不要走丟,自己能夠在激烈競爭的拾荒者隊伍中撿到更多的垃圾……

然而,事實證明,所有人的夢想都在路上。正如中國作家梁實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寫的《窮》這篇散文里說的:“和窮掙扎一生,無論勝利或失敗,都是慘。”

而《美好時代的背后》的作者,美國記者凱瑟琳,在與印度丈夫共同生活十年、置身貧民窟四年、參考三千多份公共檔案之后,似乎想在字里行間體現這樣的價值觀:時代之所以顯得尚有些許“美好”,恰恰是因為,無論多么卑微的生命,都有忘記昨日傷痛的自我修復能力,都有對明天的憧憬,都在今天為靠近自己最好的命運進行著百分百的努力。垃圾堆里也有奮斗者,貧民窟里也有成功野心,卑微者的生存欲望更強烈,是凱瑟琳給這個世界呈上的一個怪味甜點。而與這個比起來,我們曾經為之贊嘆不已的捷克作家赫拉巴爾,在困境中寫下的啤酒館里的歡樂、垃圾堆里的樂天知命,是多么幸福和養尊處優!這種書寫又是多么高貴的貴族思維和多么浪漫的知識分子認知!

在關注這些普通人令人心碎又讓人敬重的“奮斗”的同時,凱瑟琳也試圖發現與她的英國同行愛德華發現的、國家崛起神話的另外一個維度:印度的崛起不只是因為“不顧諸神”,還因為“不穩定和適應力”。她說:“在印度這個幾乎沒有可靠建設的國家,長期的不確定性據說有助于催生才思敏捷、富有創造力的解題能手。在窮人中,不穩定無疑培養出創造力。”然而,如果努力總是得不到結果,也會產生無力感,于是一個安納瓦迪的女孩對她說:“我們嘗試了這么多事情,世界卻不朝我們的方向轉動。”

其實,世界一直在轉動。關于印度問題,聯合國2014年的報告稱:“此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么多年輕人,這其中蘊含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潛力可能以后再也不會有。我們如何滿足這些年輕人的需求和抱負,將決定我們共同的未來。”然而,這個共同未來怎么定義,怎么謀求,顯然還沒有上好的解決方案。

在書的結尾,凱瑟琳寫道:“展現在孟買的事情,也展現在其他地方。在全球資本市場中,期望和不滿狹窄地在個人心中滋生,使人對共同的困境感到麻痹。窮人并未團結起來,反而為臨時性的微薄收益彼此激烈競爭。在整體社會結構中,這種城市底層民眾的爭斗僅掀起微弱的漣漪。有錢人的大門偶爾會咯咯作響,卻仍未被打破。政客們提拔中產階級,窮人則干掉彼此。不平等的世界級大都市,在相對的和諧中繼續向前邁進。”

(作者為文學博士、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主任,書評集《大聲沉默》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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