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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善意的烏托邦?

劉軍2022-01-29 12:57

劉軍/文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為應對新冠疫情及其經濟影響,諸多國家實施了各種形式的補貼計劃,美國、西班牙和日本等國家實行了臨時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地討論“直升機撒錢”之類的提議,實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UBI)的呼聲也日漸高漲,包括比爾·蓋茨、埃隆·馬斯克、馬克·扎克伯格等世界富豪在內的名流也大聲呼吁施行UBI。

這使我們注意到UBI的重要倡導者之一菲利普·范·帕里斯的著作《全民基本收入:關于自由社會和健全經濟的激進提議》(BASICINCOME:ARadi-calProposalforaFreeSocietyandaSaneEconomy)。該書由帕里斯與其學生、合作者范德波特合著,英文版2017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2021年12月,中文版面世。

全民基本收入

全民基本收入
[比利時] 菲利普•范•帕里斯 雅尼克•范德波特/著
成福蕊/譯
大學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12月

菲利普·范·帕里斯是目前最有影響力的全民基本收入倡導者之一,被譽為歐洲“全民基本收入之父”。

帕里斯倡議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核心理由是,這一構想能夠解決貧困、異化勞動以及自動化、智能化帶來的大量低技能勞力失業等問題,提供一種通往“真正的自由”的工具,為建立可持續的解放型制度框架提供可能性。

帕里斯在書中重申了他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一貫定義:給所有人定期發放一筆現金收入,以個人為基礎,沒有經濟狀況審查或工作要求。這筆基本收入,在財政可持續的理想狀況下,應該在一定的政治共同體 (主權國家、歐盟這樣的區域聯盟乃至全球)內平等地發放給所有公民,使其能夠維持個人的基本生活,叫做“完全基本收入”;如果財政上不可持續,區域內無法協調統一,也可以先從部分試點開始,給老人、兒童和低收入者支付標準較低(比如接近或稍高于各國貧困線水平)的現金,這叫做“部分基本收入”。

該書全面介紹了圍繞著“全民基本收入”進行的哲學爭論、經濟擔憂及政治可行性的探討,并探究了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前景。

針對“全民基本收入”的面對的各種哲學、倫理挑戰,該書作者提出了支持基本收入的根本道德理由:實現真正的自由,而不僅僅是形式的自由;實現所有人的自由,而不僅僅是快樂的少數人的自由。作者指出,對UBI最強烈的反對是它不要求其受益人工作或愿意工作,違背了“公平”概念,即身體健全的個人應該靠自己的勞動生活,而不是免費搭乘他人的勞動。作者有力地駁斥了這一異議,認為這是主張只有富人有權享受閑暇,而窮人無權享受閑暇。

UBI在經濟上是否可行?作者討論了UBI可能的融資方式,主要是對勞動收入、資本、消費、自然資源收益進一步征稅。作者的提議中雖然隱含著征收高額累進稅、提高增值稅、廢除(死者)的財產權、取消(部分)人的繼承權等政策趨向,但還是避免了過于直白的激進建言。鑒于“全面基本收入”代價高昂,財政上無持續性,他們溫和地建議從“最有前途的方向”—— “部分基本收入”的實驗開始。

UBI在政治上是否可行?作者探討了UBI在西方發達國家多黨競爭制度中的政治可行性,全面回顧了工會、雇主、無產者、婦女和左右翼政黨(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綠黨、基督教徒)等團體對于UBI的立場??偟膩砜?,UBI在各個政治譜系的政黨中的支持率都不高,政治可行性很小。

作為“全民基本收入”的鼓吹者、倡導者,帕里斯在書中還是為這一“激進觀點”進行了全面的辯護,將其視為21世紀解決經濟不安全和社會排斥等問題的希望所在。

作者強調指出,基本收入是自由社會的一個核心支柱,是替代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必要組成部分,是現實主義烏托邦的必要組成部分。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許多制度,曾經都是烏托邦,比如廢除奴隸制、征收個人收入稅、普選、普及免費教育以及歐洲聯盟?;臼杖霝跬邪顚⑹且粋€“真正自由”的烏托邦,可以將人類從市場的獨裁統治中解放出來,有助于拯救我們的星球。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失望,會倒退,就像在爭取普選權和反對奴隸制的斗爭中一樣。但是,正如歷史一再重現的,“過去被認為是少數瘋子的幻想,將成為不可逆轉和不言而喻的成就”。

縱觀全書,盡管《全民基本收入》不如帕里斯此前的著作《所有人的自由》(1995年)那樣富于哲學深度,但其中倫理探討的篇章,還是全書最雄辯、最激進的部分。帕里斯力陳,如果施行“分配正義”,追求“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就應將全民基本收入視為對所有公民的“社會饋贈”或“社會禮物”的平等分配。當下的生產力是人類努力和社會遺產的共同結果,我們從自然界、技術進步、資本積累、社會組織和文明規則等方面獲得的收益并不平等,主要體現在收入上。我們賺取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是因為我們的努力,而是歸功于“外部性”?;臼杖刖褪且WC每個人都能收到“社會饋贈”的一份公平份額,通過“產權—利潤”機制無情運轉的資本主義經濟機器,應該轉型為一個“分配贈與”的社會體系。所有公民都有權分享這種共同遺產的成果才是正確的。

即使帕里斯申辯的倫理理由,隱含著歷史上似曾相識的“取消私產”、“剝奪土地”和“一大二公”之類的激進話語的殘跡,我們也必須承認,它觸及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中一些最核心、最重要的問題——市場利潤統治權、異化勞動、私有財產權(即所謂“資產階級法權”)、資本/勞動對立——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盡管其中隱含著的國家主義、父權主義和全權主義的“獨斷”前景,會給讀者帶來隱隱的不安。

《全民基本收入》2017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后,歐美學術界及主流媒體極為關注,刊發的評論很多,贊譽、批評皆有。

有些評論者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一書視野廣闊,道德感純正,倫理論辯發人深省,但作者在“完全基本收入”經濟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上的論斷并不自信,因此更多追求的是“部分基本收入”(partialUBI)的小規模推進,是“馬基雅維利式”地審慎而機敏地抓住歷史實踐的“機會窗口”的漸進改革。作為溫和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倡議提案,該書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激進。

當然,對于UBI,歷來不乏反對的聲音,有些反對意見還頗為尖刻、激烈。

比如,美國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在谷歌上打出置頂廣告,反對U-BI,指斥UBI是一個“壞想法”。如果你搜索universalbasicincome,第一條就是阿西莫格魯的置頂廣告文《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是一個壞主意》(2019年)。

阿西莫格魯指出,UBI過于昂貴,除非對目前的社會安全網的其他部分進行大幅削減。美國3億多人口,若每人每月僅1000美元的UBI,每年就需要大約4萬億美元,這接近2018年的全部聯邦預算。

阿西莫格魯認為,對UBI的熱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發達經濟體就業趨勢的誤讀。自動化和全球化確實正在消除某些類型的工作,并加劇不平等。但是,對策不是建立一個救濟體系,而是鼓勵創造高薪的“中產階級”就業崗位,加強社會保障網絡。美國首要的政策目標應該是全民醫保、更慷慨的失業福利、設計更好的再培訓計劃以及擴大所得稅抵免(EITC)。

更重要的是,當前的這些解決方案,利用了民主政治,但UBI卻只是安撫不滿的群眾。當前為發達國家服務的現代社會福利國家——其目的是為人民提供社會保險和機會,并不是大亨和政治家們的恩賜,而是民主政治的結果。當前諸多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根源在于對民主進程的忽視。解決的辦法是要重振民主政治,促進公民參與,尋求集體解決方案。只有一個動員起來的、政治活躍的社會,才能建立起未來共享繁榮所需的制度,同時致力于保護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

德國經濟學家海納·弗萊斯貝克(HeinerFlassbeck)也是UBI倡議的著名反對者。他在《全民基本收入融資與收入分配:支持者未回答的問題》一文中指出,UBI是虛妄的幻想。

他認為,僅僅每人每月1000歐元的UBI,就會摧毀德國賴以生存的經濟體系的支柱。通過加倍稅率使政府財政收入翻番,將引發前所未見的分配斗爭。在當今最發達的經濟體中,稅收占GDP的比例接近25%。將稅收水平提高到50%,這將是革命性的舉措,沒有人知道這會引發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后果。

考慮到社會的權力分配,社會強勢群體——企業家、大公司和富人——會反對稅收翻番,會將額外的稅收負擔轉嫁給消費者和弱勢群體。全面實施UBI最可能的結果是通貨膨脹率飆升,因為提高增值稅將是權勢集團唯一能接受的增稅措施。通貨膨脹對收入分配的不利影響將落在窮人身上。擁有巨額資本和政治、經濟權力的人將受益,而處于底層的人將會成為輸家。

弗萊斯貝克強調,在沒有對UBI融資的分配效應進行詳細而復雜的計算的情況下,貿然鼓吹UBI是愚蠢的?;乇車烂C的融資問題,把UBI作為解決社會弊病的良方,最終只會給失望的人提供虛假的希望。

總的來看,給每個人發放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的收入,不僅代價高昂,而且顛覆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的產權—收益邏輯。在產權失去可靠而清晰的界限的情況下,對整體經濟體系的扭曲程度會有多大?鑒于歷史經驗的失敗先例,如果經濟體系整體交易成本上升的后果,我們無法準確地預知和計算,就無法再貿然決斷。

另外,如果按照帕里斯溫和的建言,只是發放部分UBI,除了對于極端貧困地區邊際改善顯著之外,對于富裕國家甚至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其數目會低到毫無意義,無法取代目前各種社會保障計劃。比如,聯合國計劃開發署2019年在我國開展過UBI的調查測算,其結論是,如果按照低保標準(每月人均267元)向全體人口發放全民生活保險,財政支出達4.5萬億元,將是現行低保標準的25倍,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財政資源無力承擔每月267元的補助,也無法維持全國大多數家庭的基本生活。報告認為,進一步加強、完善現有的針對特定人群(貧困人群、失業人群、兒童、老年人等)社會福利方案,仍應是社會保障政策的優先事項。(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全民基本收入報告2019》)

因此,也有些研究者認為,鑒于全民基本收入這一政策建議的政治可行性極低,在這一沒有政策前景的領域耗費稀缺的研究資源,并不值得。(詹姆斯·揚克:《基本收入保障:一般均衡評價》)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當前經濟不平等日漸加劇,民主政治日益撕裂,自動化、智能化的發展有可能使大量工作崗位被消滅、從業者被迫失業的時代,當解決全球性長期結構性問題的老舊方法不再能激發信心和靈感時,《全民基本收入》堪稱發出了最強音的“烏托邦”式的政策倡議,希冀實現“自由的社會”和“健全的經濟”。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經充滿詩意地憧憬過“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的“共產主義式”生活,這種完全擺脫了現代“異化勞動”和“異化工作”的生活,不僅是像近日“北京最引人同情之流調人員”之屬的億萬辛苦勞作的民眾的夢想;是“996、007”等“社畜”“打工人”的夢想。美國蓋洛普公司2013年的一個調查表明,在142個國家23萬名全職和兼職勞動者中,只有13%的員工對工作充滿熱情,約63%的人對工作并不投入,24%的員工極其厭惡工作。

當然,上述生活也是道德感爆棚、永遠吟誦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句尋找可能的天堂(自由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夢想。雖然西諺稱“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由善意鋪就”,但人類的善意也成就了過去數百年間進步的人道偉業,盡管有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還是建立了一個暴力日漸稀少、物質日漸豐裕、權利更加平等、社會日趨公正的全球共同體(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什么暴力會減少》)。如何使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和平、更加豐裕、更加公正地持續發展,則是考驗我們的智慧、勇氣與決斷的未來志業。

“全民基本收入”的善意,會是其中的一個正確抉擇嗎?我們尚無法確定。帕里斯、馬斯克倡議的“全民基本收入”,看似一個迷人而虛幻的烏托邦。但是,如果馬斯克已經在幻想“火星生活”,帕里斯為什么不可以想象一下“全民基本收入”建立的“為了所有人的真正自由的”的“自由社會”呢?

北京大學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研究員和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文化比較研究、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等領域,在相關領域著述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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