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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內市場:西方理解東方的“鴻溝”

周浩2022-01-29 13:05

周浩/文 在過去的一年中,盡管中國經濟的表現尚可,但以中概股為代表的“新經濟”和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舊經濟”,在海外市場都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市場驚呼“中丐”、“地慘”之時,也對中國經濟的內在邏輯解讀,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更有海外投行稱: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產生了變化。

筆者分析中國經濟十多年,也深深地感受到,讀懂中國經濟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讓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讀懂中國經濟,更是難上加難。在中美貿易戰之后,海外市場主流的困惑是,中國似乎按照市場經濟邏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從政治體制而言卻非常不同,且東方價值觀有挑戰甚至取代西方主流價值觀的趨勢。在西方觀察人士眼中,這樣的“特立獨行”的政治經濟體系,必須重新審視,而在另一派觀點看來,中國政治體制在“脅迫”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貿易戰”的爆發。

從這個角度而言,由鄭永年教授領銜的《制內市場》是一部不可多得之作,本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國政治經濟體系的系統性和結構性視角,而非過多糾結于某一些具體的政策,而這樣的視角融合了政治、經濟以及歷史的多重角度,相信也會打開了很多人心中一直存在卻很難系統描述的思考。

我個人仰慕鄭教授已久,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讀書期間,鄭教授就任職學院隔壁的東亞研究所,我也曾經現場聆聽過其演講。對于很多海外觀察人士而言,鄭教授的觀點不僅鮮明,也考慮到了海外受眾對于中國理解的角度和程度,是結合了東西方思維模式的一位大家。

從《鹽鐵論》說起

《制內市場》開篇就提出了中國“特立獨行”的問題,即為何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受益于全球經濟體系,但卻沒有按很多西方學者預想的走上“英美式市場化”道路。與中國相比,“亞洲四小龍”的典型代表新加坡,其政治和法律體系幾乎照搬了英美體系,這被認為是其經濟起飛的基礎條件。直至現在,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的起飛,也一直被認為是英美體系在發展中國家的成功范例,李光耀也將自己的自傳命名為《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其中的艱辛和開懷也可見一斑。

與新加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獨特模式,這一套被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系,成為了中國在經濟起飛的同時仍然保持獨特政治體制的核心結構性原因。盡管這一結論很容易做出,但為什么這樣的一套體系能夠與“市場經濟”并行不悖,并形成了“中國特色”,才是本書致力回答的問題?!吨苾仁袌觥诽峁┝艘粭l貫穿全書的主線,即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中國問題的答案在歷史上可以找到。本書提供的歷史起點是漢武帝死后的一次大討論,這次討論被記載在《鹽鐵論》中,是代表了政府力量的法家與代表了新興權貴階層的儒家的一次對于政治經濟問題的系統性的討論。

制內市場

鄭永年 黃彥杰/著
邱道隆/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制內市場”

這樣的一次討論為什么重要?因其涉及國家的走向。漢武帝留下了一個擴張的帝國和被戰爭長期消耗的羸弱的財政,某種程度上,漢帝國的整個政治經濟體系需要一個“再平衡”,而社會中不同階層的聲音,也因為強勢君主的離去開始活躍起來,這給大討論創造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這場大討論,法家和儒家都沒有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但帝國聽取了來自相對基層的儒家的聲音,這已經表明:政治最終會體現各階層尤其是新興階層的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也會驅使相應的階層獲取政治話語權。

這次討論體現出了幾個特點,第一是法家更加重視政府的關鍵作用,而儒家強調市場的重要性;第二,儒家更加重視操作層面的問題,而法家則更加強調原則問題;第三,無論討論的立場是否相同,兩派討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強大,也就是“富國強兵”。

這事實上引出了本書的一些重要的觀點和理論基礎。首先,作者提出“兩個市場”的概念,即國家干預的市場和沒有國家干預的市場,法家學派更加重視政府治下的市場,即國家的市場,比如說鹽稅和鐵稅的統一征收,能夠幫助國家獲得更多的財源,從而百姓也能實現安居樂業。而從儒家學派的角度來看,如果每個人都可以豐足地生活,那么國家也能夠強大,這就體現了“市場的市場”、也即沒有國家干預市場的重要性。

但“兩個市場”之間要保持平穩運行并互相促進,根本上還是需要一個重心,本書提出“政治高于經濟,國家重于市場”,這是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關鍵特征,并在千年歷史中得到傳承。這事實上也是“制內市場”的內涵——“制內市場”是一種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不斷演進的政治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中,市場并非自主的、自我調節型的秩序,而是一個以國家為中心的秩序的組成部分,服從于國家治理的規制。

“國家”和“穩定”

從《鹽鐵論》作為起點來討論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沿革,形成了兩個落腳點。第一,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并非一天建成,它經歷了長期的歷史演變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第二,盡管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經歷了無數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但其根本的內涵并未變化,其發展路徑仍然是通過改革來提高競爭力,達到國家強大的終極目的。

聯系到中國歷史上的很多著名事件,比如說王安石變法、百日維新以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事實上都是期望在困境中求解,而無論是改革或是改良,都無意尋求根本的制度變化,而是希望借此實現政權的穩定和國家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而言,西方學者在觀察中國政治經濟圖景時,似乎總是有意無意忽視了“國家”和“穩定”在中國語境中的極端重要性。“經濟”一詞在此時劃出了國家和市場、東方和西方的鴻溝,在東方國家的語境中,“經濟”是“經世濟民”,市場是國家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而在西方國家的語境中,“經濟”則是通過供需的動態平衡,來實現每個人的利益最大化。

筆者無意在此將國家和市場、東方和西方對立,只是希望通過這樣的分野來提示大家,完全從西方視角來研究中國的體系和市場,很可能落入邏輯無法自洽的困頓。

“分層”和“動機”

制內市場的另一個重要的維度,是將中國的市場分為了三個層次——草根層、中間層和國家層。這樣的一個分層,能幫助我們厘清很多困惑。具體而言,國家層是頂層、中層是市場與國家的互動——比如說國有和私營聯合經營的部門、或代理國家利益的私人部門,而底層則是地區性和地方性的草根市場。

通過這樣的分層,我們可以通過“動機”來理解各分層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從草根層而言,他們很少關心宏觀經濟圖景,卻對自身的經營環境十分上心,他們的“動機”更加純粹,也更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的概念,他們的根本動機是利益最大化。西方學者在義烏小商品城調研時,看到一個個小商戶們熱火朝天和錙銖必較,也十分理解中國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墒?,一旦西方學者參與了中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研討會,就會被一些“奇怪”的語言繞得云里霧里,進而對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產生懷疑。

如果遵循本書的市場分層的角度來看,我們就能理解不同分層的不同立場和動機,相信研究者們會更容易找到立足點。

在鄭教授看來,中國的各市場分層盡管特征鮮明,卻也并非沒有互動。比如說1970年代末在安徽鳳陽的小崗村萌芽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這樣一次互動。當時,作為草根層的農民參與者們,不會去想“大包干”這一行為的政治含義,他們的根本目的只是為了生存。然而這樣一次草根行動在得到國家層的認可之后,被迅速推廣至全國,并延續至今,形成了一項基本制度,就是一次生動的草根層與國家層之間的互動。

“雞同鴨講”

行文至此,我們大致可以理解“制內市場”的兩個維度,從歷史維度而言,這是一個不斷演變的政治經濟體制,其核心是國家;從市場框架來看,這是一個邊界相對清楚的各司其職的多重市場結構,但核心仍然是國家層。顯然,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帝制時代,國家與皇權事實上是很難區分的,從歷史維度而言,以皇帝為核心的國家層,始終在中國政治經濟體系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當然,即使上述的邏輯可以獲得絕大多數中國讀者的認同,我們也仍然不得不面臨一個現實的“雞同鴨講”的困境,當一個人無法理解中國的帝制歷史,也不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變遷,那本書的內容大概率只能“內銷”,而這樣的“內銷”,并不能解決外界對于中國政治經濟體系的困惑。

因此,我們不得不面臨東西方的巨大鴻溝。在東方語境中,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講清楚”、“說明白”;而在西方語境中,不能“講清楚”、“說明白”的事情,反而更值得“打破砂鍋問到底”。

對經濟學研究而言,數量型的模型研究已經成為主流,但這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制內市場”中,很可能很難完美復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數據往往不僅反映了供需為基礎的經濟,在很多時候也反映了政策意圖。

舉例來說,在去年“電荒”蔓延時,用于發電的動力煤價格到底應該如何測算,是一個經典的中國語境的問題。在期貨市場上,動力煤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市場的預期甚至是投機程度,而坑口價格卻反映了當天的實際供需狀況,然而國有煤炭企業卻可以以低于“市場價”的水平向保供電廠提供“平價“動力煤,以此傳導,發電廠也可以完全忽視市場煤價上升幅度,以固定價格向工業企業供電。

這樣的一幅經濟圖景,在歐洲天然氣價格暴漲的背景下顯得十分突兀。但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中,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來自國家層面的“最后警告”——在保民生的當口想發國難財的人,最終也必然付出沉重的市場代價。果然,不久之后,期貨價格被腰斬,給一批虔誠于市場邏輯的投資者上了一堂政治經濟學課。

東西方似乎并未走近

事實上,在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體系下,這樣的關于國家(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拉扯從來沒有停止,即使到了今天,政治仍然高于市場,國家仍然是經濟的重心,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書的探討有著強烈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然而,對于無法讀懂或者不愿意讀懂中國政治和歷史的西方研究者來說,本書的現實意義是有限的。一方面,西方研究者通過研究中國不同特色的市場主體,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的復雜性和獨特性,另一方面,又很難將這樣的獨特性套進他們長期沿用的數理模型中。因此,這樣的東方的“獨特感”,成為了只有深刻理解東方文化的群體,才能夠意會的領地;這種鴻溝,拉深和拉開了東西方的認知差距。

從這個角度而言,《制內市場》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解釋了中國經濟和政治體系的獨特性,是一部不可多得之作。但與此同時,無論出于主觀或者客觀原因,西方主流學界對于中國經濟研究的“隔靴搔癢”,仍然會是一個常態。東西方的鴻溝在歷經了多年的交流后,似乎并沒有真正拉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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