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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逼出文明

陳志武2022-01-29 15:57

(圖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標——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陳志武/文

“文明”有兩個定義。

作為名詞的“文明”,包括兩項內涵——“創新”和“秩序”,包括文化、倫理、制度和技術創新。比如,“儒家文明”是自夏商周以來的各種儒家文化、禮制、婚姻、家庭、宗族、社團、經濟、政治、技術等創新的集合,是過去陸續推出并被傳承的眾多創舉的有機整體,這些創新作為整體建成中華社會的規則與秩序。猶太文明、基督教文明等也是這樣。

而作為形容詞的“文明”,則是暴力與野蠻的反義。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文明”可能最早見于《易傳·乾·文言》中的"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意思是富有內涵、表現光明。到17世紀中后期的清朝,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辟草昧而致文明”。他說的“文明”不僅與“草味”即“野”相對立,反映社會的造化程度,而更重要的是點出在達到那個狀態前需要一個過程,亦即走向造化的“文明化”過程,是動態的含義。

這兩個定義并不矛盾,貫穿其間的是“規矩與秩序”對于人類為什么在去野蠻化的道路上長久持續邁進,平克綜述了幾種發展趨勢,每種趨勢都帶來文明化進步:

首先是“和平化過程”(pacification process),即人類從“無政府”部落社會過渡到定居農耕,并在距今5千年前發明國家,由其壟斷合法暴力并建立秩序,使一般暴力命案下降近5倍。

二是“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這由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進程》中提出,歐洲在中世紀后期通過組建國家、發展商業,開啟了群體行為及個體心理的煉化歷程、包括餐桌禮儀、服飾規矩、待人接物等,這使人們更加鄙視野蠻粗暴,這個商業化與社會化的過程使歐洲暴力命案下降了10到50倍。其他社會也在不同時期經歷了文明化發展,中國早在周朝的《儀禮》、《禮記》和《周禮》中就對餐桌、服飾、待人接物各類禮儀做了規范。

三是“人道主義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主要體現在17、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和理性時代,知識分子呼喚結束奴隸制、終結決斗和酷刑、停止死刑、阻止媒體與書籍渲染暴力;通過小說、繪畫、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介的持續努力,到19、20世紀,人們對血淋淋殘暴不再像以前那樣麻木,而是憐憫、同情和不容忍。

四是“長久和平”(long peace)趨勢,也就是二戰結束以來,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WTO等跨國組織的架構下,結束了基于炮艦的世界無序,代之以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帶來戰爭頻率與暴力死亡率雙降的和平時期,該過程也包括在全球普及的“人權革命”,重新界定并保護個體的自由與權利。

平克對明化變遷的總結非常系統,讓讀者對人類的長久發展充滿希望,但缺陷在于,這些有關文明進程的總結主要是描述現象,因為“和平化過程”、“人道主義革命”、“長久和平”顯然是其他動因帶來的結果,非文明化“原動力”本身。“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后來因為生存所迫,而被“污染”變壞、變惡;也就是,如果沒有根本性的創舉使人在任何時候都是“暴力犯罪收益低于成本”、“戰爭收益低于成本”,那么,即使在觀念和認知上清楚“文明”的高尚和“野蠻”的卑劣,一旦生存受到風險沖擊,人類還是可能選擇野與暴,將人道主義、文明從善、規矩秩序存放于書架上。更本源的文明化創舉是什么呢?

以前說到,雖然風險不是導致暴力行為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核心催化因素。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風險是指可能損害個體福祉的不確定事件,例如生病、旱災、戰爭、失業、失戀、情緒,而不確定性表現在風險的發生時間和沖擊規模無法事先預知。在人類早期,許多應對風險的創舉要么還沒發生,要么還發展不夠,所以,一旦出現“異常”事件,就可能把人逼上絕路。后來,隨著各種創新的不斷推出和深化,人類避險能力、賑災救急以及緩和情緒沖擊的手段不斷完善,為文明從善價值觀奠定了長久基礎,讓文明化不再是“空中樓閣”。

定居農業與文明的開始

史學家史念海講到一個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的中原人偏愛臨水而居,但不是緊挨河邊,而是住在離河幾百米的臺地上。這不好理解,因為如果只是為生產率,亦即飲水用水,古代人應該選擇緊挨河邊、湖邊以節省時間和體力。唯一的解釋還是基于風險考慮:離河岸稍高稍遠的地方,既方便飲水和農耕,又能防洪避災(風險),做到收益和風險兩不誤。進一步的考古證據表明,隨著人類治水能力的提升,洪水風險威脅下降,晚期農人居住的臺地也往河邊靠近。

一個更神奇的發現,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地區,挖出兩個考古遺址——蘇偉密和聚巴,共有超過1400幅巖畫,其中,最早的巖畫可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脊湃藛T注意到,在蘇偉密的273幅巖畫中,52幅畫有犬;聚巴的1131幅畫中,131幅描繪了犬只。研究者觀察到:蘇偉密的巖畫中,獵人帶的狗群規模很大,通常十幾只,而聚巴的巖畫里獵人一般只帶兩三只狗。為什么會不同呢?

答案在氣候風險上:蘇偉密的雨季很短、水源稀少,氣溫季節性強、風險大,所以,當地人要在短短雨季內獵獲足夠多動物,也就是單次出獵的成功率必須很高,這就要求多用獵狗包抄;相比之下,聚巴人幸運得多,那里全年水源充足,動物出沒不僅頻繁,而且季節性波動不大,所以,他們有的是時間去游獵,換言之,兩地的氣候差別致使生活風險各異,結果是狩獵方式也不同。

那么,如何回答戴蒙德的大問——農人生產率和身高都低于狩獵原始人,人類為何從一萬多年前開始陸續發明定居農耕,并且至今還沒放棄錯誤呢?

馬川卡基于過去2.2萬年全球氣候面板數據庫的研究,他認為是氣候風險的上升逼迫原始人定居下來,發明跨期儲存技術(陶罐)和馴化種植。大致兩萬年前,地軸傾斜度增大,導致各地的冬夏溫差上升、跨季降水差增加。從此,在萬物不長的冬季,即使原始人從一地遷徙到幾十公里之外,也未必能找到食物,“靠天吃飯”的“狩獵采集”生活之風險大增,原始人須必須嘗試新技術:定居一地,馴化植物和動物,春夏秋生產食物,同時發明陶罐儲藏食物過冬;也就是,通過跨期儲藏技術“馴服”風險,提升人類生存力。農業生產方式是氣候風險所迫。

因此,農業雖然會導致人均收入下降,卻可強化了風險應對力,對許多人類社會而言,這是效用函數即福利的提升(至少對于厭惡風險的社群如此)。同樣重要的是,在人類定居下來之后,一方面,可以發明各種儲存器和技術,以及房產、土地等跨期保值資產;另一方面,跨期儲存的剩余產出和資產又刺激出對規則與秩序(即文明)的要求,這就催生私有制和國家等制度。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規矩與秩序,就會經常發生偷盜搶劫、財產糾紛和暴力沖突,命案必然頻發。最近一項研究對1267個社會做對比分析,發現:由于谷物曬干后可長期儲藏,但像土豆等根莖作物則不能,因此,生產谷物的農耕社會更需要保護私有財產的規則和秩序,它們比種植易腐爛作物的社會更早發展出國家等跨區域的復雜治理結構。由此看到,風險催生定居農耕,后來定居農耕又刺激出文明。

迷信與秩序

當然,風險催生出了對文明秩序的需求,包括呼喚維護規則的國家組織,但是,人類社會是否能或者如何建立國家、“供給”秩序,則是另一回事,這就需要其他創新。其實,每種創新一開始都是一個虛構的故事(fiction),因此,每個文明都是一系列故事的累積,只不過這些故事不是任意地編造,也不一定經得起科學證實,而是在被發明者推出后,人們發現它們對改善生存“有用”、能帶來正面價值,所以被保留。日積月累“有用故事”足夠多之后,當地社會就日益秩序井然,甚至物質也日益富足,于是,那一堆故事的有機集合體就構成“文明”。文明的這個解讀聽起來似乎不嚴謹,卻能幫助認清文明的邏輯。

迷信(super natural beliefs, superstition)就是經典例子。沿海地區,人們信奉海浪保護神“媽祖”,常去“天后廟”祭拜,但除了存在于人們意識中的神話故事外,無人能證明媽祖的客觀存在。筆者小時在湖南農村長大時,常聽大人嚇唬:“如果做壞事,要被雷公打”!現代人可能對迷信不屑一顧,但迷信是人類對風險和不確定世界的一種反應,各文明差不多都以迷信為起點。李澤厚說,人類不管東方還是西方,起初的智人都先發明了“巫術”(迷信),然后從巫過渡到“史”與“禮”、再到基于理性的科學。在多數情況下,迷信不能改變現實,不影響客觀存在,更不能抬高生產率,然而,可以給個體帶來安心、給社會帶來秩序,進而規范個體,促成暴力下降。“迷信是一種方法。通過迷信,人類的某一個群體可以在不確定的環境里營造出一種生活是可預期的假象,借此安慰自己”。巫師就是掌握化險性人力資本的人,幫助化解部分心理風險。

當初人類社會要在聚落之上建立國家,由其壟斷合法暴力、樹立并維護規則,以“供給“秩序,就碰到一個實際挑戰:聚落首領和眾人為什么會接受國家的權威、聽其領導?這里就要靠迷信建立正當性。如果說夏朝是中國疆域上第一個國家的話,那么,其創始人禹的統治合法性就是基于“大禹治水”的神話,說他快速解決了危害中原人半個世紀的水災。等到湯推翻夏,建立商朝,就又有了“湯禱桑林”的神話。漢朝之后每位皇帝都有若干神跡和祥瑞。其他傳統社會為了建立國家統治,也都曾虛構迷信故事。這種故事可說服百姓,樹立統治者的神圣性。迷信起到了對威懾違規者,降低王朝治理成本的作用。。

迷信促進秩序、化解暴力的另一方式是通過強化道德規范、促進契約安全和產權秩序。當產權保護不足或契約發生糾紛時,時常會發生沖突,交易風險增加。在現代法治發展之前,各社會就求助于迷信來解決契約安全問題。吉普賽人有關于不潔的迷信:盜竊、搶劫等侵犯產權行為,都會使犯者不潔,而其他人接觸不潔的人也會倒霉。在中國,迷信也是降低契約風險的重要工具:訂立合約時,寫入“如有相違,人神共殛”、“違約者被雷公劈死“等條款。這也是為什么伏爾泰說:“如果上帝確實不存在,那我們需要發明一個”。

在微觀層面,迷信對老百姓的身心穩定也甚為關鍵。風險與不確定性在個體生活中無處不在,所以,風水、八字、算命、吉日等,充斥社會各個角落。

在不同社會,祭拜方式和供祭物品各異。中國人燒香、燒紙、供酒、供菜,也殺雞、殺羊甚至豬牛,以取悅鬼神。在墨西哥,當年的瑪雅人祭祀活動頻繁,節日、豐收、戰爭等都有祭祀儀式;他們認為,人血是敬神的最好禮物,尤其剛殺掉之人的心臟和鮮血至高無上,最能討得諸神歡心,所以信奉人祭。

既然迷信是早期智人的普遍發明,為什么至今還無處不在?迷信真的是“信則靈”嗎?我們會看到,迷信雖然不一定提升生產率,但通過影響人的意識,能起到“信則靈”的心理保險作用,間接提升人的風險應對力,把人類帶上文明之路。雖然在這個意義上迷信對文明化發展有積極貢獻,但也帶來負面代價,包括阻礙理性進步、催生“獵巫”等愚昧暴力。

婚姻、家庭與化險性人力資本

在人類與風險的博弈歷史中,既有跨區遷徙、定居農耕和儲藏手段這樣的技術創舉,也有迷信“壯膽”“威懾”這樣的心術,但過去數千年中,最突出的文明創舉應該是圍繞人際跨期合作的文化與制度建設。從邏輯上講,在給定的物質產出與技術條件下,人際跨期交換也可以、甚至更能優化人類生存處境??墒?,如何實現人際跨期交換,做到既避免失信、賴帳和跑路,又不促長懶惰搭便車呢?今天有余者可以補當下不足者,但今后在前者短缺時,后者必須給予回報。這種跨期交換不一定是個體與個體間直接進行,也可以是通過中介以多對多的方式完成(如:有余者將資源投放于放貸機構、商業銀行或保險公司,不足者與這些機構跨期交換;或者,通過之后講的家族、教會,實現成員間跨期互助,這些組織都為中介)??缙诔兄Z不難設計,卻難在執行,因為如果沒有機制懲罰欺詐違約、防范搭便車,就無人敢相信這種承諾。

婚姻和家庭是遠古時期不同社會做出的回應,亦即,借助姻親網絡和血親網絡解決信任問題:血緣關系與生俱來、終生永恒,永恒關系就是信任,而姻緣通過習俗、儀禮和倫理加以強化,也可成為終生難變的承諾關系。姻親網絡、血親網絡在形式和性質上就如同今天的俱樂部,但信任度和凝聚力更強,彼此“抱團取暖”,成員間的交換互助更加可靠。從這個意義上,婚姻制度和家秩序的演變發展在規范社會秩序的同時,強化了個體應對風險的能力,推進了文明化。

從風險互助和利益互換角度看待婚姻,似乎沒有溫度,因為現代人傾向于將“婚姻”跟“愛情”、“浪漫”聯系在一起,甚至畫上等號,認為婚姻是愛情的結晶。實際上,不管是古希臘古羅馬時期,還是遠古東方,人類婚姻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跨期互助、降低生存風險而構造的故事,跟愛情并無關系,甚至被認為彼此不兼容。

一個具體實例來自羅森智威(Mark Rosenzweig)跟合作者的研究,他們講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印度農村父母通常將女兒外嫁很遠,尤其是收入低、農業產出不確定性高(即風險大)的農村家庭,更傾向于讓女兒外嫁到遠方。為什么會這樣呢?他們發現,主要還是為了降低收入風險。對于農人,收入風險的空間性尤為突出:一村發生災害,另一村未必同時遭遇同樣的災害;兩村間的距離越遠,兩地降雨量和其他氣候指標的相關性就越低,收入相關性也低。這些特征給農民跨地區分散風險提供了機會??蓡栴}是,一方面傳統社會沒有發達的保險公司或其他金融機構,另一方面,越是相距甚遠的村莊間,跨期互換的契約風險就越高。所以,就如同漢代中國的“和親”策略一樣,印度農人在聯姻中找到答案:通過女兒遠嫁他鄉建立跨期交換關系,尤其是女兒越多,可以往不同方向外嫁,以最大化聯姻帶來的消費保險效果那么,是什么讓此契約關系勝過一般契約,并且人類對其信任程度僅次于血緣關系呢?答案在于各社會都花了大量精力,創新推出了各種針對婚姻的儀式、彩禮和迷信故事,眾多倫理規則,從多個維度加固婚姻關系,最大化“白頭到老”的概率。在中國,儒家“夫為妻綱”、“三從四德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還有女性“守份”、“守節”的婦道規則,這些都是禮制三經典——《儀禮》、《禮記》和《周禮》——要求妻子遵守的天經地義,目的是讓妻子不可忘記名分或違背婚約,使跨期承諾無比可靠。當全社會普遍遵守這些虛構故事時,建立于婚姻之上的秩序必然穩固,雖然傳統婚姻規則多側重壓制婦女個人權利與自由,代價極大,也未必抬高生產率,但換來了人們的生活安全。

在原始社會時期,人類只有所謂的“群婚”,也就是沒有以責任義務約束的松散兩性關系,性關系混亂,所以,沒有“夫妻”、“父親”這樣的概念,也難有今天意義上的“家庭”、“家族”。到了原始社會晚期,特別是新石器早期,群婚逐步演化到一種多偶的“伙婚”制,即一個女子對多個男子的“一妻多夫”制,男方對女方的責任義務逐步增多,女方對男方的專有關系時間漸漸加長,那時候,男子開始“從妻居”,在傳承上子女不屬于父親世系,而歸母系。到了定居農耕時期,社會結構由母系向父系、婚姻關系由“一妻多夫”向“一夫多妻”轉變,也由于定居下來的人類有激勵推演出規則,不僅將婚姻中的責任義務進一步明晰,而且努力為家秩序添磚加瓦。在中國,這相當于夏商和西周時期,在差不多兩千年的時間里,一方面建立了早期國家形態,另一方面,完成了向父系社會的轉型,推出我們今天熟悉的父系姓氏,創建后人所稱的“禮制”。

在各個社會,家秩序的建立時間不同,其發展過程與完善程度各異。以中國為例,雖然《儀禮》、《禮記》和《周禮》等儒家經典是對周朝禮制的總結,說明家秩序近三千年前就相當發達,但這套體系從孔子、孟子到漢代董仲舒、宋代程頤和朱熹、明代王陽明等,經過歷朝歷代無數儒家哲人與踐行者的不懈努力,才滲透到社會各角落,全面規范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到19世紀的晚清和20世紀民國時期,基于“三綱五常”的名分等級秩序已經把每個人,不分男女還是老少,都牢牢地固定在家庭、宗族和社會結構中的一個位置上,終生不變。這樣做當然使個人無自由選擇、犧牲個體權利,但好處是:家庭內、宗族內甚至社會中的人際跨期互助變得可靠,降低成員間的交易成本事實上在功能上,宗族如同一個“內部金融市場”,而禮制的目的是強化宗族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以促成族親間的風險分攤和資源共享,減少族內交換成本及跨期承諾不確定性,最終是為了提升個體和家庭的風險應對力。多項量化歷史研究證明,儒家文化影響深、宗族發達的時期或地區,他們應對災害沖擊的能力強,農民在災荒時期的暴動頻率會更低、人食人現象也更少,社會秩序井然此即儒家禮制對文明化的貢獻。而研讀經典和科舉體制是實現儒家愿景的具體手段,得到的也是“有用知識”,而不是莫基爾教授講的“無用知識”。

(作者系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文章發表時有刪節)

耶魯大學教授,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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