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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偉:“雙碳”目標下我國碳金融內涵與商業銀行業務拓展

陳經偉2022-06-29 08:46

陳經偉/文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1年5月,中央層面成立了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國家發改委)統籌協調我國高質量和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并探討“雙碳”“1+N”政策支持體系。202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出臺,它作為“雙碳”政策體系當中的頂層設計“1”政策,在整個“雙碳”政策體系中發揮著統領性作用。而“N”政策包括《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國務院,國發〔2021〕23號)和各部委在能源、工業、交通運輸、城鄉建設等分領域分行業碳達峰、碳中和實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撐、能源保障、碳匯能力、財政金融價格政策、標準計量體系、督察考核等一系列保障性政策文件先后出臺,這一方面標志著我國目標明確、分工合理、銜接有序“雙碳”目標“1+N”政策體系的構建已基本完成,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在實現“雙碳”目標過程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對各行各業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與挑戰。

一、我國為什么要實施“雙碳”目標?對產業有怎么樣影響?

自然生態環境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基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的核心內容。然而,隨著人口增加和生產力進步,人類正以期所未有的方式破壞生態環境,為此,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維持人類社會的延續以及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等問題,成為世界各國及不同社會領域的人們認真思考和關注的內容之一。而中國40年來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顯著的同時生態環境問題成為經濟發展的短板,并威脅著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為此,黨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美麗中國”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一個政黨行動綱領,將經濟社會綠色發展上升為“五位一體”國家戰略高度。進一步地,在新時代條件下,中央之所以要實施“雙碳”目標,是因為黨中央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著力解決經濟高質量發展和資源環境約束矛盾問題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是中國在新時代“經濟增長與環境約束”矛盾問題仍然突出。雖然中國改革40年來經濟已取得了高速增長,但目前的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其經濟增長態勢在較長一段時期保持中高速增長將成為一種可能,而經濟增長同時也避免不了對環境影響。加上中國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是少有的制造業大國和全產業鏈之國,是全球排碳大戶,根據全球能源巨頭BP統計:2019年全球碳排放總量341.69億噸,其中中國排放量98.26億噸,占比約29%,位居全球首位,且幾乎達到同期美國的兩倍。為此,中國政府不得不關注中國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并形成政策目標引導。

另一方面是中國面對國際輿論壓力必須采取相應的行動?!皹嫿ㄈ祟惷\共同體”是中國政府對世界的莊嚴承諾,中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過程中,一直堅守“人均”原則。雖然中國人均能源需求尚有較大上升空間,但未來碳減排壓力較大,具體表現在,即便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人均碳排放自21世紀以來明顯抬升,陸續超越法國和英國,現已逼近德國和日本,且中國在2030年是7.4噸。從總量上講,據國際組織、科研機構測算,中國目前的年度碳排放量占全球近30%,在2030年前達峰且峰值時的碳排放將超過100億噸(美國碳排放峰值為57億噸,歐盟約為44億噸)。這也意味著,不管是人均還是總量層面,國際上對中國碳減排的輿論壓力還很大,而中國政府提出“雙碳”目標是對國際社會輿論和大國責任的一種具體行動計劃之回應。

按照中國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達峰(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碳中和(凈零排放)目標和中金研究院一項文獻研究表明:中國的碳強度(單位GDP碳排放)2030年比2005年下降至少65%,且依據2017年的碳排放量,估算2030年凈排放的峰值在108億噸。這也意味著,中國碳排放不管是從總量和人均兩個層面來看,在達峰前和達峰后的中國產業調整壓力都很大。

邏輯上,實施“雙碳”目標有兩種方法:一是減少排放;一是利用技術把排放出來的碳吸收回去。從這點上講,“雙碳”目標表面上是談環保,實際上它是個經濟概念和產業轉型問題。由于我國目前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三大行業:發電與供熱部門占比51%、制造與建筑業占比28%、交通運輸占比10%;而碳吸收主要依靠植樹造林(因碳捕集、封存和利用等人工吸碳在我國還沒有起步)。因此,我國實施“雙碳”目標將在發熱和供電“碳源頭”行業推動低碳轉型,并從制造業、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等許多“碳應用”細分行業(如清潔能源材料、低碳技術、綠色建材、節能系統、新能源車及新能源電池及配套充電樁等環節)推行減排。當然,碳排放交易市場——碳減排配套的市場化手段機制也值得關注,這是因為在這個機制下,高耗能企業排碳成本就高,而園林綠化、新能源企業化身“賣碳翁”,用省下來的碳配額可增加盈利。

二、“雙碳”目標下我國碳金融的四層含義

隨著人口增長、經濟快速發展以及能源消耗量的大幅增加,為運用金融手段來促進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暖和解決生態可持續發展問題,國際上興起了“碳金融”概念,雖然該概念并沒有被廣泛采納,與該概念相關的概念可能有上百種不同或術語相近的定義,比如可持續金融、氣候金融、環境金融、生態金融、綠色金融、綠色投資等,但該概念提出來的目的和期盼解決的問題是比較明確的,即通過對金融體系的重塑來推動綠色和包容性經濟發展。

在實踐中,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運用金融手段解決生態問題處于不同階段,故對“碳金融”的關注點和內涵的理解會有一定的差異性。比如,發達國家一般已經走過工業化發展階段且通過法律等強制手段基本解決了工業化初期經常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評價是否“綠色”時往往不考慮其治污和防污作用而更關注氣候問題。因此,其“碳金融”內容主要源于國際氣候變化條件下1997年至1999年期間世界范圍內84國共同簽署的《京都議定書》,以及根據該議定書建立起來的碳排放交易機制(主要包括:國際排放貿易(IET)、聯合履行機制(JI)、清潔發展機制(CDM)三種機制)和核證減排量(CERs)交易而延伸出來的一套金融交易活動及相關的相關綠色金融產品(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等),同時把相關綠色技術調整納入金融機構日常風險評價體系里。

而發展中國家的“碳金融”功效,將更加關注并著力于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節能減排和降低石化能源的使用量與降低單位能耗以及環境修復問題。因此,“雙碳”目標下我國碳金融的基本內涵要比發達國家要豐富的多,更側重由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七部委于2016年8月31日聯合發表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當中有關“綠色金融”內涵內容:“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即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務”。

進一步來說,“雙碳”目標下我國碳金融至少包含以下四層含義:一是碳金融的行為目的是支持包括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高效利用等環境效益的項目;二是對碳金融產品進行界定和分類,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三是對開展碳金融服務內容進行指導,包括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的金融服務的內容以及綠色保險等,包括國家級綠色發展基金是國際上少有的中央政府對支持綠色發展的一種承諾,其股權融資機制在國際范圍內也是一種綠色項目融資機制的一種彌補。四是碳交易市場。碳交易市場是二氧化碳排放權的買賣,是政府在確定碳排放總量目標、并對碳排放的配額進行初始分配后,企業之間以排放配額為標的進行的交易。碳交易市場交易機制本質上是由排污者買單的一個機制,即把碳排放所造成的負外部性,進行企業的內部化,讓企業有積極性來大幅度地減排,可能通過減排來獲取收益,并通過多種工具安排與匹配,達到對企業進行激勵與約束機制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與傳統金融相比,碳金融更強調人類社會的生存環境利益,它將對環境保護和對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為計量其活動成效的標準之一,通過自身活動引導各經濟主體注重自然生態平衡。它講求金融活動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的協調發展,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另外,碳金融與傳統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有共同點,即它的實施需要由政府政策做推動。傳統金融業在現行政策和“經濟人”思想引導下,或者以經濟效益為目標,或者以完成政策任務為職責,后者就是政策推動型金融。環境資源是公共品,除非有政策規定,金融機構不可能主動考慮貸款方的生產或服務是否具有生態效率。

三、碳金融發展為商業銀行業務拓展提供了新的增長空間

如上所述,“雙碳”目標實施將對我國的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調整與綠色轉型及其金融支持系統等都會產生影響,而商業銀行作為碳金融體系當中的主要參與者,對我國綠色產業的發展以及傳統產業綠色化升級對金融的需求日益緊迫,以及與綠色低碳技術、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相關的融資需求持續增加,為商業銀行資產業務提供新空間并迎來新的業務增長點,可分別從資產業務、負債業務、中介業務以及內部管理流程與風險管控多個層面帶來創新機遇。

綠色信貸是當前中國碳金融市場中規模最大的綠色金融產品。截至2021年9月末,綠色信貸規模為14.78萬億元;存量余額占總貸款的比重為7.8%,占比較2018年的6%提升1.8個百分點。據央行口徑披露的數據,近幾年綠色信貸是以交通運輸和電力行業為主。從行業分布來看,截至2021年9月末,交運、倉儲及郵政的占比為27.2%,電力燃氣、水生產和供應的占比為27.6%。從產業結構來看,主要是基礎設施綠色升級產業和清潔能源產業,兩者的占比分別為47.3%和25.6%。從信貸投向主體行業分布來看,目前綠色金融主要服務客群還是集中在大中型的央企、國企。

綠色債券是碳金融市場中規模僅次于信貸的綠色金融產品。2016~2020年,綠色債券平均每年凈增規模為2500億元。目前,綠色債券的融資主體還是公共事業、公共交通以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且以國有企業為主,與信貸結構基本匹配。截至2021年9月末,綠色債券存量余額為1.62萬億元,在綠色債券存量規模中,主要以地方政府(4778億元)、金融(4157 億元)、公共事業(2897億元)和工業(主要是城投和交運等, 共計3555億元)的存量規模為主。從綠色債券發行主體所處的行業分布情況看,除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以外,實業以公用事業和工業為主,二者分別占比40%和49%,合計占比89%。

雖然當前的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的市場占比不算高,但未來的市場空間規模預計是百萬億級別的。根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預測,中國2030年實現碳達峰,每年需要資金3.1萬億~3.6萬億元;若要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發電、先進儲能和綠色零碳建筑等領域新增投資至少139萬億元。而根據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研究顯示,未來30~40年綠色資產的復合增速能夠維持在6.3%~8.2%的高增長,且以2020年“綠色信貸+綠色債券”規模(13.3萬億元)為基礎計算,到2050年,新增綠色投資將達127萬億元,綠色資產復合增速將高達8.2%;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新增投資將達到139萬億元,綠色資產復合增速仍有6.3%。 

從商業銀行參與碳排放交易市場層面,我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經歷了七個碳市場試點到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轉變,且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已經進入“高速運轉模式”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一是擴大碳交易體系的覆蓋范圍,從高碳到低碳、從企業到個人,逐步實現社會全覆蓋;二是保持碳價的穩定上升趨勢,刺激低碳技術的投資與應用;三是形成國內碳價格,保證未來我國在國際碳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這也意味著,商業銀行在我國未來碳市場發展進程中,將逐步在碳金融基礎服務、碳融資服務、碳資產管理服務等領域拓展業務。

首先,以開戶、結算、存管等業務為主的碳金融基礎服務(包括基于銀行系統的碳交易代理開戶系統等);據環境部的官方數據,截至2020年8月,全國試點省市碳市場共覆蓋鋼鐵、電力、水泥等二十多個行業,共計有2837家控排企業、1082家非履約機構和超萬個自然人參與交易。

其次,拓展以碳抵押/質押貸款、碳資產回購等為主的融資業務。目前,建設銀行、興業銀行、浦發銀行、光大銀行等推出了碳排放權抵押貸款、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質押貸款等產品。

再次,承銷和投資債券。比如國開行發行了全國首單、全球最大的“碳中和”專題綠色金融債券,農業銀行和興業銀行承銷了市場首單權益出資型碳中和債券,北京銀行發行銀行間市場全國首單碳中和小微金融債券等。

其四,碳金融理財、碳金融結構性存款等。比如興業銀行和上海銀行發行了掛鉤上海清算所“碳中和”債券指數的結構性存款,中信銀行發行了國內首只掛鉤“碳中和”綠色金融債的結構性存款產品,中銀理財發行了市場首批以“碳達峰”為主題的理財產品。

其五,未來還可通過拓展碳信托、碳托管、碳拆借、碳咨詢等碳資產管理服務,獲得中間業務收入的提升。

四、需要商業銀行不斷探索前行

總體來看,“雙碳”目標下我碳金融市場的潛力十分巨大,相關碳金融產品如銀行類碳基金理財產品、以CERS收益權作為質押的貸款、碳資產證券化和綠色并購融資、綠色資管、氣候債券、藍色債券、天氣衍生品、碳交易保險等產品,綠色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的投融資等方案以及創新碳排放配額抵質押融資、掉期和遠期交易、配額證券化、碳場外掉期、碳債券等碳市場交易品種等會不斷豐富,是商業銀行積極參與和創新進入的好機遇。

但在發展初期還存在一些挑戰問題,需要商業銀行探索前行。比如,綠色產業產業鏈與傳統的地產產業鏈相比有明顯的特點,清潔能源產業鏈條上下游聯系更為緊密,未來細分市場潛力有待挖掘,商業銀行應根據自身的客戶服務能力搭建頂層架構、有涉及符合產業特點的金融產品以及具備相應的風險控制能力;在頂層設計(包括治理框架、戰略目標等)方面,戰略的落地需要從頂層開始構建一套自上而下的完整的管理機制體制,從而確保各項具體戰術的實施。只有從董事會、管理層對綠色金融形成統一的價值認識,并逐步推進到公司內部形成一致共識,綠色金融才有可能真正落地;在綠色金融產品設計方面,因很多綠色項目有比較強的特殊性,要對應的產品創新以及技術分析(包括碳足跡測算、氣候環境風險分析等),按照傳統的授信思維很難對這類項目開展綠色金融服務,故需要研發專門的綠色金融產品服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投融資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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